“现在来看，2020年实现学术产出总量并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当时还有一个期望，即投入到基础研究的资源可以与欧美大体相当，后来这点没能完全实现。2030年实现贡献并行目标预计会有一定的难度，当初预测时对全球科研合作的预测显得过于乐观，对2050年实现源头并行目标也还要再观察才能判断。”杨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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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苏纳克政府上台后，似乎有意对此踩一脚刹车，这个意愿也体现在克莱弗利的演讲中。苏纳克的新综合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中国称为“划时代的挑战”，而不是前任特拉斯定位的“威胁”，这也算是一种理性回调，虽然比较有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