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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援引多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话称，现在对高利转贷行为还存在监管缺位问题。其中原因，既有行为人反复转移资金躲避监管，又有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无法做到全程、全覆盖监督。

　　2014年1月，王鹏翔拿妻子叶某某名下的一处房产作抵押，伪造装修合同，向某银行机构申请装修消费贷款200万元。2014年11月，这笔贷款到达王鹏翔指定的虚假装修承包人的账户，再通过其公司员工徐某某将这笔钱转到王鹏翔岳母账户。放款当天，王鹏翔将账户上的钱立即转贷给三名利益关系人，赚取利息差。经查，王鹏翔转贷收取的利息收入高达150.48万元，支付银行贷款利息32.02万元，违法牟利近120万元。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调研期间，他去往武汉大学调研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等情况，对推动党委认真履行管党治校主体责任、“一校一策”做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并就有关课题与专家学者座谈交流。

　　一位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北京房山的镇江营村临近涿州，位于北拒马河上游，村里有一座年代久远的铁索吊桥横跨北拒马河，曾经历过1986年、1996年、1998年、2012年的洪水，吊桥岿然不动。但8月1日早上，洪水过境，当地人发现，这座桥已不见踪影。“涿州市多年没发过大洪水，大家对洪灾的意识是缺乏的，都心存侥幸。”上述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说。

　　根据2022年的贸易数据，锗和镓最大的进口国还真不是美国，而是德国。而中国宣布出口管制这两种材料，其实也没说停止出口。只不过出口的程序、办法变了。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近十年来，山东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44次，其中3.0到3.9级36次，4.0到4.9级7次，5.0到5.9级1次，6.0级以上0次，最大地震是本次地震。

　　在与互联网主流平台的竞争中被边缘化后，中图网从2002年开始及时转向做图书尾货的销售，逐步稳定下来，有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和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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