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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提到，以前对犯罪行为所得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中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

　　“财政自给率也并非衡量财政健康程度的唯一指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便是财政质量，即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如果罚款等非税收入占比较高，也很难说明是‘财政健康’。”他认为，鉴于地方财政自给率同时受到财政制度设计与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财政质量可能是衡量财政健康程度更重要的指标。

　　撤下2套设备，首先就省下千万美元的初装更改费，其次是省下每套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的设备费——这样的精打细算，最终将转化为C919的市场竞争力。东航C919飞机交付的目录价格为9900万美元，而空客A320、波音B737的平均目录价格通常为1亿美元以上。

　　《中国企业家》：马斯克是跟你一样同样热衷于关注人口问题和人类文明延续的企业家，你跟他有没有交流？如果有机会，希望跟他交流什么？

　　平均来讲，30多岁也是一个黄金创业高点。第一，他有一定的积累，比如，人脉、钱、事业的积累。第二，30岁正好又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可能刚结婚还没孩子，负担没有那么大，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太多牵挂。几乎所有国家，30岁都是最佳的创业年龄。

　　<strong>总台央视记者 刘洁：</strong>今天进行的全区合练，是神舟十六号发射之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的合练，合练的结束，也标志着火箭进入了临射状态。

　　那场高能物理会上，现场被成功说服的人中，有一位物理学家叫理查德·费曼。十年后，到生命尽头仍保持孩子气的费曼给丁肇中写了封信，他“质问”道：“为什么诺贝尔奖要发给你？你所发现的新现象是我没有预料到也不了解的？”“我挑战你去发现一些我可以理解的东西。”

　　603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距离西安市中心大约65公里，条件艰苦。刚毕业就来到这样的“荒郊野岭”，吴光辉却觉得“幸运”。“我去的单位非常好。”他说，一是有项目、有任务，这样他就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二是交通不便，“在客观上有利于静下心来钻研业务”。

　　此外，高屹还专门用半天时间集中走访困难群众。每到一家，高屹都会细心查看居住环境、生活用具，细致询问健康状况、收入来源、有无困难。听到看到大家的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时，他非常高兴。“中国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高屹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多解难题、多办实事，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中国企业家》：有人说，“梁建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把复杂的人口学问题，用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向大众传播的学者。”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仅靠学者或者研究层面是无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动用大众的力量，一起推动人口政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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