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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但就因为中国高级外交官在法国某电视台与人辩论时说了些什么,就引起美西方一些反华舆论沉渣泛起。更兼诸如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之流在边上添油加醋编排中国,导致外界颇为怀疑一点——
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间,周容平等人经密谋后,入户强行抢走一名幼儿,随后交给张维平贩卖;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间,张维平还单独拐卖了8名儿童。
作为所长,王晓东不会对科研人员进行任何干预,各实验室主任拥有绝对研究自主权和人才招聘自主权,在头5年,每个实验室都能均等从所里获得200万元/年的匹配经费,课题组负责人无须为了经费而申请任何项目或争任何“帽子”,团队的博士生工资也由研究所承担。
回国后,黄令仪继续研究集成电路,从建立版图库,到探究寄生参数对性能的影响,一切重新开始。这一时期,由她主导研究的两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专利。
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算是对英国过去一段时间涉华激进路线的一种纠偏,也是想重回英国的平衡外交传统。据称,克莱弗利还将制定一个英国版的“对华三分法”,即在重要领域“限制中国”;加强与“印太”盟友的关系;与中国直接接触以促进稳定关系。有分析认为,在英国政界对华敌意浓厚的氛围下,前两者更多是出于“政治正确”,以避免政敌的攻击,而第三点,也就是加强对华接触,才是克莱弗利最想表达的。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在该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一个重点布局方向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中的理论研究,这也是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但庄辞说,研究所现有资源很难在这个方向上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所里非常希望能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重大核心问题做一些布局、组织攻关团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无奈说道。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朱凤莲:过去三年,民进党当局禁止大陆居民赴台、单方面关闭“小三通”、大面积取消两岸直航航点、禁止岛内旅行社开展赴大陆旅游业务等一系列禁限措施,封堵了两岸旅游发展之路。年初以来,我们采取一系列促进两岸人员便利往来的措施,受到两岸同胞肯定和欢迎。民进党当局被迫在“小三通”、恢复部分两岸直航航点问题上有所松动,但还远远不够。两岸同胞希望尽快实现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各领域交流常态化。民进党当局应当顺应民意,完全撤除人为障碍,采取切实措施恢复两岸双向交流和正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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