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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薇说起永乐村，”那边的情况很糟糕”，这个季节，村民们种的玉米已经快一人高了，但现在都被泡透了。她说救援人员划艇进村救了一些人，但后来走了。郭薇觉得，是水流太急了，“在打旋”，他们进不去。跟着救援的村民都在哭，因为“没有办法”。

　　8月2日，不安中度过一夜后，王永义早上7点半看了看小区里的水，估测水位“已经下降了四十公分左右”。但救援仍未到达，他打算用一个从邻居家借来的西红柿撑一天。

　　李国英提出，锚定“分得进、蓄得住、排得出、人安全”目标，加强蓄滞洪区常态化建设和管理，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应对流域大洪水发生的随机性，坚决守住流域防洪安全底线。 

　　7月31日，村里已经停水停电，粮食也泡了水，没办法入口。市区的情况稍好一些，有电，但没有燃气，矿泉水已经买不到了，只能靠面包和方便面维持。

　　新中国成立之初，适应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在城市建立了由企业负责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城镇职工退休制度，在农村建立了适应人民公社体制的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和无子女的“五保户”制度。

　　今年，这一切例行的准备都派上了用场，“我们用了不到两天，大约一天半的时间，把所有村民转移到邻村，转移了大约1400多人。”

　　根据近4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导游人数为121710，但这个数值在2022年下降至82047。4年间，导游人数减少近4万人。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不稳”意味着有概率进入“坑校”，这是陈明最大的担忧。“孩子自认为自己不错，但他还那么小，我实在不敢赌。做父母的总想给孩子托个底，能‘混’多好看孩子，别太差就行”。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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