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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志波于2011年4月至2014年3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后任黑河市委副书记、北安市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被调整为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2022年8月19日通报被查。
2022年,青岛、无锡、长沙组成新的“三国杀”——GDP分别为14920.75亿元、14850.82亿元、13966.11亿元,两两之间最大差距不过900余亿元。今年一季度,三城GDP分别为3503.87亿元、3391.79亿元、3468.18亿元,竞争态势趋于激烈。
“那时候就这么过来的,也没觉得怎么着 ,但这次坐硬座感觉到了累”,申军良说。可能自己年龄大了,也可能是平时开网约车熬夜,总之,身体不如以前了。
但绝对自由下,也有绝对的残酷。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受邀参与评估的“国际小同行”数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学能否得到晋升?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者都要满足。首次评估通过后,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如果评估失败,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王晓东说。
对于即将揭晓的4月CPI数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10日,18家机构对4月CPI同比涨幅的预测均值为0.4%。从预测值来看,5家为0.4%以上,2家为0.4%,11家低于0.4%,预测值最高为长城证券给出的1%,最低为瑞银证券等6机构给出的0.2%。若按照机构预测的均值计算,CPI同比涨幅将连续两月处于“0时代”,且涨幅连续三个月下降。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周忠和表示,基金委还应扩大面上项目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其单项资助强度曾一度达到八九十万元。近几年,基金委资助资金的总池子逐年扩大,但面上项目被其他各类项目所稀释。202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总资助金额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拨款的49.3%,十年前,这一数字能达到66.5%。
对于该项目的设立,基金委原主任杨卫解释,除以竞争性支持为主外,对科学研究需要考虑稳定支持的模式。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基金委启动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计划围绕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向,对跨学科的大型科研群体进行约10年的稳定支持,每年资助研究经费超过3000万元,以期待在我国基础研究地貌图上隆起学术上的“世界高地”。
2019年1月,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通报:对在五常市露天焚烧秸秆问题中履职不力、监管不严的70名党员干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时任五常市委书记张希清,受到批评教育。
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多数是以稳定经费、严格评估这种方式推动。稳定支持前提下,一个科研管理系统如果缺乏完善内部评估体制,没有淘汰,很快就会陷入“养懒人”“吃大锅饭”的泥淖,每五年进行的一次严格小同行评估可以从制度上杜绝这点。“坦率说,专业的基础研究机构是不能养人的,每个科研人员一定都像运动员一样参与残酷的全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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