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把一些小学设置成了安置点，为避难民众提供食宿。转移出来的人，大多都在安置点，没有转移出来的，还在房顶或者某个高地等待救援。

　　“北京西城最严学区房政策（2020年7月31日后购房家庭，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实施满3年，热门学区部分房源直降百万。”这样的消息不断涌现，赚足了关注度。然而，看到这样的内容，深耕学区房的房产经纪人张波却“毫无波澜”。

　　临水而居的人在网上呼救，老人、孩子受困，家中已断水断电断粮；上百家出版社的书籍浸泡在水中，损失上亿；民间救援队紧急驰援，在湍流中听见呼声，也只能给予相当有限的救助。《世界杯喝多中好几亿》　　从需要转移安置人员这个细节就能看出，蓄滞洪区并非一个闲置的区域，河道两岸往往有人居住、生产，其建设管理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百姓民生。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