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 马尔斯就在电视采访中声称，由于中国军力不断增强，澳大利亚有必要对本国武装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应对中国可能的威胁。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在帕夫洛•里亚比金大使到任之前，乌克兰驻华大使的职位空缺了不少时候了。上一任乌克兰驻华大使是谢尔盖·卡梅舍夫。早在2004年至2009年就曾出任过驻华大使的卡梅舍夫，之后回国担任内阁副部长。他于2019年12月18日被新上任的泽连斯基总统再次任命为驻华大使。《hga》　　中英及中欧之间这种不舒适的磨合阶段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欢迎克莱弗利演讲中的积极表态，至少从中看到了中英关系转圜的一丝可能性，但对其将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到对华政策上持观望态度。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克莱弗利及其他欧洲政客一个隐患，即他们必须严格践行一中原则，决不要介入、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为：对华理性，伦敦能否真正回归？）

　　黄智贤告诉谭主，更可贵的是大陆的高铁技术自有，可以输出。台湾却完全没有技术，处处仰人鼻息。“只要记得台湾高铁那一页荒唐史，就会知道，背后百姓的辛酸泪。”

　　他说，“华盛顿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北京正带着善意认真对待谈判”。看来，美国是将一味退让理解为“善意”，希望它可以在对俄方向上首先践行这样的“善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