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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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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所洞窟的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均出自昙曜本人,他自凉州而来,熟悉西域佛影窟的形制,于是将旧例作为借鉴,并融入自己的想象。虽然如此,昙曜五窟中仍保留着明显的异域风情,可以看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子:比如标志性的第20窟 “露天大佛”,肉髻高耸、长眉细眼、高鼻深目、嘴角上翘、蓄八字须,富有西方人种特征,体现了印度佛像艺术中保留的希腊痕迹;衣着也与印度佛装样式相似,内著僧祇支,络腋边缘有联珠、忍冬纹饰,外着袈裟,袒右肩,其上刻有厚重衣纹,似仿毛质衣料。再比如,第18窟主尊大佛东侧的十位弟子,高鼻深目、毛发卷曲、额头后倾、颧骨突出、下颚明显,均为典型的西洋面孔。而在窟形上,这五所洞窟皆为大像窟,半圆马蹄形、穹窿顶,明显受到印度礼拜窟支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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