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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通话持续了1个小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评价中乌元首通话“长时间且有意义”；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相信与中国领导人的通话以及乌克兰驻华大使的任命“将为我们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

　　上海二手房市场也在政策实施后趋于平静，上海链家研究院监控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上海市共成交二手房16万套，为近5年最低。

　　他曾任通河县委办副科级秘书，通河县委办副主任、主任，通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双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双城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基金委改革明确了四类研究的资助导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Ⅰ）；聚焦前沿，独辟蹊径（Ⅱ）；需求牵引，突破瓶颈（Ⅲ）；共性导向，交叉融通（Ⅳ）。社论对这一分类有着精准的概括：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科学前沿问题研究、经济社会所需的研究、应对重大挑战的跨学科研究。

　　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多数是以稳定经费、严格评估这种方式推动。稳定支持前提下，一个科研管理系统如果缺乏完善内部评估体制，没有淘汰，很快就会陷入“养懒人”“吃大锅饭”的泥淖，每五年进行的一次严格小同行评估可以从制度上杜绝这点。“坦率说，专业的基础研究机构是不能养人的，每个科研人员一定都像运动员一样参与残酷的全球竞争。”

　　这位新加坡防长还表示，世界依赖中国的制造业，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全球挑战都无法解决。他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承认并接受一些机构，特别是银行和金融系统‘大到不能倒’。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中美关系，以及它们与东盟、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的关系。”    

　　今年2月，常州市互联网信息中心“觅渡新语”撰文指出，GDP破万亿是城市能级提升的一大标志。城市能级越高，城市带给人的机会就会越多，发展空间就越大。“事实上，不论特定重大项目的审批，还是外来大项目的投资，城市能级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依据。”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关注到，习近平主席与泽连斯基总统进行电话交谈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同所有与这场冲突相关的主要参与者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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