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丁肇中的前辈、诺奖得主杨振宁对此持反对意见。杨振宁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花费数百、上千亿元去寻找“只存在于猜想中的粒子”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显然，丁肇中不同意这点。

　　近两年，事务缠身的吴光辉较少在媒体上露面。但每到全国两会等重大活动期间，他一定会抽出时间介绍C919的进展，不厌其烦地回应外界对C919的关注，并就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升航空大数据利用潜能，适应航空业效率提高、旅客服务方式更新的迫切需求”“航空立法”“改善科研环境”“中国制造要走出‘贪大求快’误区”……

　　梁建章：我是在携程创办了六七年的时候，放下了日常工作去念博士了。2007年，我研究的方向是创新，逐步观察到各个国家的竞争力其实跟人口有很大的关系，等日本的人口出现问题后发现，中国那个时候还在实行一孩政策，我觉得非常郁闷，觉得自己非常有责任，让大家知道其实人少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就开始写文章、写书呼吁。《2022世界杯今日分析》　　《中国企业家》：你没有把人口问题局限在人口和经济学角度，而是放在人类文明的维度来思考？从你之前的《永生之后》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这些逻辑。

　　第一个实验是测量电子的半径。1965年，丁肇中刚结束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博士后工作，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师。此时，他只有29岁，还是个非常年轻而“无名”的物理学家，但他想要挑战权威。

　　“转移支付制度设计需要在调动地方积极性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之间寻找到平衡，如果转移支付资金地方无条件使用，虽然可以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是资金可以依据地方政府偏好配置，流向更能体现地方政府政绩的方向。”吕冰洋分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