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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8月3日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连续性强降雨后，许多水仍留在山区土壤里，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目前流量减小，还会持续性向下游汇聚，但洪峰已经过去，不会给下游造成像前几天那样的压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之所以叫“福尔摩审”，审计部门还擅长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突破口。如在几年前，审计人员去成都某国际酒店审计，在一个星期时间里，审计人员从上万张单据里面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些进口的原材料的入库单和出库单经常会出现一个人的字迹，而这个字迹又不完全一致。就凭着这个字迹，他们一直摸下去，发现这个人会趁着出库员不在的时候，模仿签字，一出一进，监守自盗，多余的钱都归他了。上万张单据属于大海捞针，但是即便是这些细微到别人不会注意的地方，也难逃万达审计的法眼。

　　当导游在互联网上成为独立IP，与旅行社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有部分自媒体导游成立旅行社公司，实现产业闭环。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规范问题浮出水面。被时代催生出来的新赛道，是否会乘风破浪稳住脚跟呢？

　　另一套大降房源位于复兴门北大街，1989年建成的楼栋，东、西、北朝向的精装小三居，单价12.9万元，远低于该小区14.7万的均价。上一套同户型房源以1060万的价格成交，而这套标价940万元，降幅高达120万。这套房源挂牌不到半天就成功出售。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援引多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话称，现在对高利转贷行为还存在监管缺位问题。其中原因，既有行为人反复转移资金躲避监管，又有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无法做到全程、全覆盖监督。

　　8月1日起，公羊、蓝天等多支救援队收到涿州市政府的请求支援函。但当天，有报道称，多个民间救援队因没有邀请函，无法即刻前往灾区，引发争议。此外，外地救援人员因不熟悉地形及水域情况，再加上通讯中断，无法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相关专家认为，这背后的核心问题，仍在于地方应急管理体系的机动性不够，应急方案不够细致。例如，现场受灾数据如何统计收集，社会救援力量由谁调度，流程如何机动调整等，都需要提前设置和演习，这是应急指挥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发源于河北涞源的拒马河流经野三坡景区，不少村民的家离河道只有一二十米远。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后，拒马河出现1963年之后的最大洪峰，野三坡景区水路电讯全部中断，15000多名游客滞留景区。但“7·21”的洪水对刘斌影响不大，他的农家乐离拒马河约20米，房后是山坡，阳台和盖起的二层小楼总共接近10米高。那次拒马河涨了约5米，淹到他家时，水都没漫过阳台。

　　2018年5月，郑州市纪委监委收到河南省纪委监委移交的关于反映巩义市副市长杨红伟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其中有群众反映杨红伟利用职权从银行获取大额资金进行转贷，以此牟取高额利息。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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