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三角某药企市场部工作的陈立同样感受到了此次反腐风暴的强劲。陈立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学术会议。因疫情影响而未能正常举办的学术会议原本在今年迎来了爆发期——上半年，公司最忙碌的时候可以达到周末两天组织参与十几个学术会议。陈立说，但从7月31日开始，所有学术会议都被叫停或延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李淳介绍，这些形式不易留下记录，难以追溯责任，“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难以规范此类非财务形式的商业贿赂。此外，有些贿赂行为会假借医院的名义打上赈灾或其他正常劳务活动的外壳，也加大了合规官的监督和检查难度。”

　　偷渡费、住宿费、水电费，甚至是电脑使用费、地板磨损费、工作保密费、空气呼吸费、老板精神损失费……诈骗公司会将买人、用人的成本都算到家属头上。《葡萄牙vs》　　李淳提到，国内大部分的药企不具备合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没有单独设置合规官的职位。由于不具备“一票否决权”，合规官只能发挥“建议”的作用，“甚至有些企业管理者为了更顺利地过审，会直接选择不邀请合规官参与到战略或运营的决策过程中”，这种架空的做法也使得合规官在公司内部成为被边缘或者排挤的角色。

　　结论称，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独立调查结果已足够揭示相关事实和情况以揭露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内部控制缺陷）并已尽力识别所有涉及该事件及有关系的人士，补充独立调查的结果与2023年2月15日发布的独立调查结果保持一致。补救措施公司自知悉该质押担保后，立即开展内部监控检讨、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公司也进行内控检讨，并接受内控顾问建议，积极落实各项补救措施，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事故。同时，公司也积极、努力与恒大物业商讨补救措施，在有进展时，将进一步公告。

　　我们本次先后到访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等地。在纽约的一周，我们拜访和会见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主席迈克尔·弗罗曼、亚洲协会联席主席兼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等数十位企业和智库界人士。在华盛顿以及波士顿，也安排了与亚洲协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传统基金会等智库，以及哈佛大学、中西对话机制（China-West Dialogue）等高校和机构相关人士的会面。跟去年一样，约翰·桑顿又一次从佛罗里达飞到纽约跟我们一叙。值得一提的是，CFR新任主席迈克尔·弗罗曼在见面时还带来一个重要团队，成员中有两位副主席、旗下《外交事务》杂志总编以及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的高级研究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