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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当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的周忠和认为,真正对基础研究有益的长期稳定支持,不是项目式的稳定,而是给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稳定”,即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薪酬,这应该是由财政兜底的。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每年给研究所提供的稳定运行费太低,造成稳定与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失衡。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澳大利亚扩军备战的借口,这种做法与美国、日本等国如出一辙:先确立假想敌,再请求拨款,以扩军备战。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文化传播研究所原主任陈先元,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小生长在黄浦江边,目前居住在徐汇滨江。他1992年曾在由浦东新区新闻办主办的月刊《浦东开发》上发布过一篇《黄浦江高架旅游观光索道畅想》的文章。
“一把手”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权力集中、责任重大。当前,个别“一把手”独断专行,开会搞“一言堂”,决策搞“家长制”,什么事都个人说了算,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查办案件时,我们对朝阳区药监局单位的内部账户进行了系统检索。我们发现,有些账目记录的是采购办公用品,但实际是在蓝岛大厦等地采购了购物卡、消费卡。随后,我们进一步调取了这些卡的消费记录,印证了这些卡实际上都用于个人消费了。”办案人员据此判断,闫学会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公款采购购物卡,并将其用于个人消费,涉嫌职务犯罪。
高燕文的忏悔录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了问题,错误地认为别人给我送钱送物是对我的尊重,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感觉很有成就感, 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送我不送别人,为什么在其他岗位时没有人送的问题,现在想来,归根到底还是奔着我手中权力来的。”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新评估报告提及中国九次,虽然最终的公开版本没有将中国列为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军事威胁,但报告仍多次拿中国的军费开支说事,炒作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澳大利亚防御改革的原因之一。
在庄辞看来,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定位要足够高,可以依托具有良好基础的研究院所或高校去建设,政府给予足够丰裕的稳定支持经费,一种理想的运行模式是参照日本“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WPI)”计划。
4月12日,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了安徽省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关飞、聂军和周新开3任“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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