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23日，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企业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商业代表团，启程前往中国香港、天津和深圳等地。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称，本次到访的商业代表团由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ACBC）组织，是3年来第一个在澳政府支持下访华的代表团。分析称，此次访问是北京和堪培拉外交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近段时间以来，包括澳大利亚旅游局局长、维多利亚州州长、西澳大利亚州州长、昆士兰州旅游业高层代表团等在内的多位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开启“排队访华”模式。此次澳大利亚官方访华团成员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了行程的诸多亮点，表示“将向中国商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澳大利亚企业正寻求在更多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稻草人免费软件》　　他和多名寻亲家长去了河源市紫金县水墩镇。因为张维平曾交代，这里曾是梅姨住过的地方，也是“梅姨案”9个被拐儿童中8人被卖往的地点。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快80岁时的黄令仪仍然每天到公司上班，拖着鼠标在电脑上查电路。他想说不要这么辛苦了，黄令仪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