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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三年前的高点，价格的确降了。比起今年初的行情，价格也仍然在降，但这只是少数急售房源，大部分业主并不急着出手。好学校永远在那里，不可能搬走，出生高峰带来的学位紧张也会在2026年过去，优质资源富集的学区因为价值够高，所以交易量和价格的底线还在，没有什么绝对的‘神话破灭’，也用不着一惊一乍。”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勇分析说，由于长期对种植端的不重视，中药企业对种植基地的建设推进缓慢，使得药材供给一方的保障能力变得脆弱。如果再面对游资炒作、中间药商囤积居奇，便不堪一击。此外，由于信息交流的加速，医药企业与种植商的对接更加便捷，中间商越来越难以赚到差价，因而其利用自身仓储资源、对信息的把控能力转做压货商，囤货惜售，不断推高市场行情。

　　“我们这边还好，市区主要是107国道以西的村子、泄洪河道边的村子受影响较大，码头那边的村子都被洪水淹没了，有很多人被困。”赵明称，洪峰过境时，华阳桥下面的水位几乎到顶。

　　快速恢复通讯。全市采取基础修复和应急措施恢复通信，8月4日打通了最后一个失联村应急通讯。截至8月8日18时，342个村全部恢复通信。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涿州地处保定北部，东临北京大兴区，北接房山区，是此次京津冀地区受洪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8月1日，河北省涿州市公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求救信息，称涿州全域停水，部分停电，需要大量船只转移群众。据涿州市官方消息，7月29日至8月1日上午，涿州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55.1毫米，146个村居、超过13万人受灾。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顾清属意教场口9号院的一套三室一厅，小区2005年建成，楼栋21层，有电梯、精装修，去年10月挂牌，目前的价格是1180万元。“中介说这套房最近三个月两次降价，5月降了30万，6月降了50万。”顾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房子临街，噪音较大，但顾清对朝向、户型都还算满意，唯一的问题是时机。

　　2019年2月14日，因犯高利转贷罪，覃国友被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追缴违法所得119万余元，并处罚金1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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