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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四年来首次访华，寻求贸易全面解冻”，据澳媒报道，应中国商务部邀请，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11日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其间将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会晤，并共同主持召开第16届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日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推动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可在此过程当中，通过建设性磋商平衡解决各自在经贸问题上的关切，共同造福两国人民。澳媒称，这是中澳两国最高贸易官员2019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堪培拉与最大贸易伙伴关系升温的又一迹象。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表示，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澳企“都希望看到两国关系恢复稳定”。与此同时，据澳媒报道，美国方面私下警告澳大利亚对华外交要谨慎，有学者提醒称，在政治上紧紧跟随美国，这会给未来的中澳经贸合作带来潜在的风险。
“澳大利亚稳定同中国关系的最新举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评论称，法瑞尔此访将寻求解除对龙虾、牛肉和葡萄酒在内一系列澳大利亚输华商品的限制。新加坡《联合早报》称，法瑞尔访华对中澳经济而言都是好兆头，为强化两国外交关系奠定基础。《澳大利亚人报》称，此访将为澳总理阿尔巴尼斯计划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铺路。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表示，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澳企“都希望看到两国关系恢复稳定”。奥尔森坦言，尽管“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消除目前影响澳出口商的贸易障碍将是重建双方信任和信心非常重要的一步”。
有观点认为，伯恩斯大使代表了美国希望与中国恢复广泛且全面对话的努力。5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网络座谈会上，伯恩斯称美国已准备好与中国进行高级别会谈，认为两国必须建立更深层次的沟通渠道。
特约评论员 管姚：我注意到，对这次会见，国际媒体相当关注，英国路透社、美国彭博社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电稿。按说一国外长会见驻在国大使属常态行为，但鉴于中美关系作为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份量，加上当前两国关系全面紧崩的真实现状，用秦刚今天见伯恩斯的表态，那就是“再遇寒冰”，所以在此背景下，这场会面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特别强调，China’s New Foreign Minister Meets US Envoy for First Time，这是“中国新外长首次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当然我对出现在标题的“新”字，有保留意见，以今时今日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强度与密度，强调这个“新”字，不合时宜，也不着调。你看，今天秦刚又飞欧洲连访三国了，大国外长着实够拼。同样可作对照的一个背景是，秦刚是在出使美国期间，获拔擢大国外长。在他离美返国履新之际，美国“Politico”新闻网站曾刊出长篇文章，指秦刚就任驻美大使期间，国务卿布林肯并未与其会面，美媒认定，这构成白宫外交团队的重大误判。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11日报道，法瑞尔在出发前表示，此次访华他将致力于“推动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障碍”，“大力提倡全面恢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畅通无阻，涵盖所有行业。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符合澳大利亚出口商和生产商的利益”。法瑞尔抵京后在机场停机坪向随行记者表示，他希望带着解决方案返回堪培拉，“没有什么比澳中两国之间牢固的贸易关系更能促进地区和平了”。他同时重申，在试图解决长期存在的贸易争端时，将优先考虑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但另外一个问题更为严峻，因为“二胎”儿童在2018年之后迅速减少，如果入学高峰之后很快又出现学位“过剩”，该如何应对？以北京为例，可能会在几年之内就迎来入园、入学人数的“断崖式下跌”。
特约评论员 管姚：我注意到，对这次会见，国际媒体相当关注，英国路透社、美国彭博社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电稿。按说一国外长会见驻在国大使属常态行为，但鉴于中美关系作为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份量，加上当前两国关系全面紧崩的真实现状，用秦刚今天见伯恩斯的表态，那就是“再遇寒冰”，所以在此背景下，这场会面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特别强调，China’s New Foreign Minister Meets US Envoy for First Time，这是“中国新外长首次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当然我对出现在标题的“新”字，有保留意见，以今时今日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强度与密度，强调这个“新”字，不合时宜，也不着调。你看，今天秦刚又飞欧洲连访三国了，大国外长着实够拼。同样可作对照的一个背景是，秦刚是在出使美国期间，获拔擢大国外长。在他离美返国履新之际，美国“Politico”新闻网站曾刊出长篇文章，指秦刚就任驻美大使期间，国务卿布林肯并未与其会面，美媒认定，这构成白宫外交团队的重大误判。
伯恩斯指，只有对中国的某些产业采取“有限且常识性的限制措施”，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伯恩斯没有就什么是“有限且常识性的限制措施”进行解释，但就过去一年拜登政府的动作来说，那意味着限制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能力，意味着在国际层面寻求限制对中国“关键产业”的投资，例如明确“让中国的芯片开发陷入停滞”。
2016年以后，我国开始推动财政事权改革，相应的带来了支出责任改革。特别是2018年以后，推动了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这便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因此2019年增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当年规模便达到3.9万亿元。
本报记者 世界杯球队 【编辑:世界杯球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