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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常州市互联网信息中心“觅渡新语”撰文指出,GDP破万亿是城市能级提升的一大标志。城市能级越高,城市带给人的机会就会越多,发展空间就越大。“事实上,不论特定重大项目的审批,还是外来大项目的投资,城市能级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依据。”
吕冰洋认为,指导意见仅是“指导”,并非严格要求省级政府照此行事,因为各个省份情况差异较大。“从财政支出责任来看,下移是整体趋势,这也是导致一些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省级政府在财权安排上会统筹考虑调动地方积极性与风险分担问题,表现为财权下放或集中这样截然不同的取向。比如针对一些收入波动较大的税种,省级政府会将该税种收入上收,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划拨地方,等于省级政府承担了财政收入波动的风险,更好地保障地方财力。”
2016年以后,我国开始推动财政事权改革,相应的带来了支出责任改革。特别是2018年以后,推动了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这便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因此2019年增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当年规模便达到3.9万亿元。
城镇单位是指城镇地域内从业人员在5人及以上的法人单位,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就业人员工资是指单位就业人员领取的由本单位发放的全部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和各类津补贴,以及单位从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及住房公积金等。
但另外一个问题更为严峻,因为“二胎”儿童在2018年之后迅速减少,如果入学高峰之后很快又出现学位“过剩”,该如何应对?以北京为例,可能会在几年之内就迎来入园、入学人数的“断崖式下跌”。
但遗憾的是,无论伯恩斯大使如何释放信号,至少目前而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停留在竞争性对抗的轨道之上。事实上,伯恩斯本人5月2日就指出,中美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合作会“增强中国军事和情报能力”,而美国完全没理由这么做,“因为我们正与中国进行一场重大竞争”。
与此同时,另一座中部省会城市郑州也正在逼近。今年一季度,郑州GDP达到3384.86亿元,以6%的增速暂居万亿城市第三位,仅次于西安和深圳。从经济总量看,其与无锡的差距不过6.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100亿元左右大幅缩小,有望在全年跟青岛、无锡和长沙同台竞技。
伯恩斯称,美国不希望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钩,但必须要“降低来自中国的风险”。他表示:“我们没有想要将这两个经济体分隔开来,但在某些领域我们这么做了,而且将继续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国家安全利益。”
此外,侠客岛也发表评论文章称,国泰航空服务人员歧视内地乘客的消息不是孤例,多年来时有耳闻。比如,有乘客表明自己是内地游客后,国泰航空空姐的态度立即从微笑服务变成冷漠以对;有空姐全程用英语、粤语与乘客交流,假装自己听不懂普通话;还有内地游客在登机排队时,被国泰地勤人员故意叫出队伍,进行额外检查……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2012年新增的,在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看来,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意义重大,适应了反腐败的新形势,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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