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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令人振奋的投资热土，也是全球经济摆脱低迷的强劲引擎。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市场，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而且在创新方面也是领先者。”安利全球CEO潘睦邻在CDF年会说。不少外企高管也表示，这是他们近3年来首次访问中国，期待在中国能挖掘新的合作机遇。

　　3月30日至4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琼，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前期调研。

　　赵小敏强调，如今电商平台开始在物流上下功夫，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为618做准备，“往年这时候在准备五一促销，如今618宣传都已经开始了，这表明电商平台是非常饥渴的”。他指出，物流发展必须跟上行业发展脚步，这对用户来讲是乐见其成的，对行业而言也是好事。

　　市场准入规则是外资最大的关切点之一。在这些方面，中国吸引外资仍有可优化的空间。中国欧盟商会副总裁Jens Eskelund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欧洲公司主要希望平等的市场准入和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并重视任何能够恢复中国商业环境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有效率的政策。

　　韩国研究机构和媒体经常搞“最亲近国家”之类的调查。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2020年12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66.3%的韩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对韩国造成负面影响”，认为“正面影响”的只有15.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绝大部分韩国人将美国视为“最亲近的国家”，这从侧面显示出韩美同盟关系具有相对稳固的民意基础。詹德斌表示，不可否认的是，韩国涉华民调中的一些问题非常具有挑衅性、偏狭性和诱导性，但各种调查结果都近似，这显然还是值得警醒的。

　　另一个协调机制是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成立，协调解决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涉及国家层面的规划、用地、用海、环评、能耗等问题，开辟绿色通道推进项目实施。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2019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文指出，蒙古国的畜牧业曾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引擎，现在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的威胁。自1990年以来，牲畜数量增加了三倍，达到7000万头，大大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该机构研究还指出，蒙古的过度放牧与全球羊绒价格飙升有关，同时也与缺乏适宜的土地使用法规或草场管理标准有关。 

　　《澳大利亚人报》评论认为，世界各地的企业代表团正纷纷涌入中国，与其在华员工、商业伙伴以及政府官员会面。澳大利亚的工商业代表团有望成为这其中的亮点之一。

　　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在CDF年会上也提到，他们非常依赖在中国的供应链，数字化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可以打造供应链的韧性。“实时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好利用全球产能，监测运输进展，最终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适应市场的变化。”

　　本报记者 沙巴足球 【编辑:沙巴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