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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今年北京市水务局组织过模拟1963年8月特大暴雨的防汛应急演练，研究过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区、应如何调度，而且这次演练是“着眼于流域，山西和河北都是参加的”；而北京预防山洪的主要困难，是居住人口较为分散，财力不足以修建大量减势削能的水利工程，因此减灾主要靠及时预警、及时撤离，又遇到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的多，山区弱势群体比例还高一些”的问题。

　　镇上把一些小学设置成了安置点，为避难民众提供食宿。转移出来的人，大多都在安置点，没有转移出来的，还在房顶或者某个高地等待救援。

　　救援力量仍不充足。据《南方周末》报道，按照规定，外地的民间救援队跨省救援前需要向事发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开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后，救援队方可出发。多支民间救援队前往涿州，却卡在“邀请函”上，由于涿州市应急管理局也受洪水浸泡而断电，通讯信号断断续续，而应急管理局的批准公章“在另一栋大楼内，中间水很深，正安排工作人员涉水去取”。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8月4日，黄平趁着暴雨停息回了一趟涿州的库房查看情况。库房的水位已经有了下降的趋势，从之前的4米降到大概2米，但仍然难以展开大规模的图书救援行动。被洪水泡过的书籍无法再用，处在高处的书籍也面临着受潮变形的风险。

　　在海叔看来，德国的“红绿灯”政府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如同梅洛尼担任总理的意大利政府，高喊着口号要不再与中方延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如果光是当着拜登的面唱唱美式高调，其实根本不是个事。

　　近十年来，山东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44次，其中3.0到3.9级36次，4.0到4.9级7次，5.0到5.9级1次，6.0级以上0次，最大地震是本次地震。

　　8月2日，不安中度过一夜后，王永义早上7点半看了看小区里的水，估测水位“已经下降了四十公分左右”。但救援仍未到达，他打算用一个从邻居家借来的西红柿撑一天。

　　其中，海河流域由国家防总调度的蓄滞洪区有6处，分别为小清河分洪区、东淀、文安洼、贾口洼、团泊洼、恩县洼，其余22处由所在省级或市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调度。

　　在丁长发看来，上海实现高增长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其经济底蕴和产业结构。他说，“去年到今年，中国经济最亮点新能源汽车出口，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我们的汽车出口已经超越日本，居全世界第一位。上海的汽车产业一枝独秀，一直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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