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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朱凤莲：过去三年，民进党当局禁止大陆居民赴台、单方面关闭“小三通”、大面积取消两岸直航航点、禁止岛内旅行社开展赴大陆旅游业务等一系列禁限措施，封堵了两岸旅游发展之路。年初以来，我们采取一系列促进两岸人员便利往来的措施，受到两岸同胞肯定和欢迎。民进党当局被迫在“小三通”、恢复部分两岸直航航点问题上有所松动，但还远远不够。两岸同胞希望尽快实现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各领域交流常态化。民进党当局应当顺应民意，完全撤除人为障碍，采取切实措施恢复两岸双向交流和正常往来。

　　从研发投入总量看，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R&D）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2%，相较十年前的4.8%，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贻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更关键的症结在于，6.32%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在每周一节的科学课上，他和学生们一点一点地推进制作。手工娴熟的部分孩子，则可以参与到更为复杂的二级、三级水火箭制作中来。他们也尝试制作助推火箭，这种火箭除分级外，两边还有两个助推器，与真实的火箭更为接近，他们需要设计一个降落伞舱，在火箭分离的同时将助推火箭的降落伞打开。

　　然而，铁证如山，一切掩盖和狡辩都是徒劳，换来的只有错上加错，悔之晚矣。去年9月，闫学会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3个月后，闫学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

　　李希还表示，针对一些地方和单位公款吃喝、“舌尖上的浪费”不时反弹，贪图享受、讲究排场陋习不改等现象，要及时严肃处理，点名道姓通报。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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