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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媒体报道，有超过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在线或者到现场的方式与会。对中国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听取各方意见的机会。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在工程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对极端天气，多位专家指出，社会要增强辨别风险、应急抢险、应急处置能力。其中，及时的预警和有效快速转移是关键。

　　白沟河是拒马河流域的主要行洪河道，设计标准为20年一遇。但《评估报告》提到，根据《白沟河治理工程（涿州段）初步设计报告》，白沟河右堤现状不能达到防御设计要求，各段堤防堤身单薄、超高不足，建设年代较早，建设时填筑压实要求较低，无法满足一级堤防要求。

　　最后是“自我适应”，也是韧性城市最重要的内核。杨赛霓指出，现在每个城市都要对历次极端天气事件进行复盘和反思，“不仅是国内的案例，还有国外的案例”，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去自我适应和改进。

　　安徽网2015年4月29日的一篇报道提到，郯庐地震带发生的最大地震是在1668年，大地震是有“免疫”作用的。一般情况下，7级以上的地震，积累时间需要2000至3000年，应力和能量释放光了，后期再发生需要很长时间。

　　谷超表示，在刑法中增设高利转贷罪时，我国的银行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当时设立这个罪名，也是从国有资产安全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宁波同样得益于第二产业的增长。7月26日，宁波公布了经济半年报“成绩单”：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45.1亿元，同比增长5.6%。作为工业大市，上半年宁波重点行业，特别是化学原料、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重点行业贡献突出，分别增长14.4%、12.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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