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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地处保定北部,东临北京大兴区,北接房山区,是此次京津冀地区受洪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8月1日,河北省涿州市公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求救信息,称涿州全域停水,部分停电,需要大量船只转移群众。据涿州市官方消息,7月29日至8月1日上午,涿州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55.1毫米,146个村居、超过13万人受灾。
在交通方面,研究基础设施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的杨赛霓提到,一座十年前设计的桥梁满足“50年一遇”的设防水平,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数据测算得出的标准。如果加入最近几年的数据后,可能十年前的“50年一遇”只相当于现在的“20年一遇”。
还有案例显示,有的公职人员自觉晋升无望,便想通过高利转贷大赚一笔。2009年初,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县委副调研员覃国友的一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朋友王某某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得知覃有多套闲置房产用于出租,就告知覃,把房产只用于出租是资源浪费。王某某劝覃国友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从中获得贷款,然后将贷款转借给他,承诺每年给予覃国友50%的利息。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贷款300万元,以贷款时5倍的高息转借给他人后,轻松获利105万余元;广西鹿寨县县委原副调研员覃国友贷款305万元,高息转贷后牟利119万多元;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再向陈某某等人高息放贷,获利650万余元。
陈明的单位离互联网总部聚集的上地更近,原本打算在上地“入门”,但今年“幼升小”结果显示,在2019年1月1日后购房的家庭,被调剂到清河北外附,“上地也不稳了”。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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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在今年早些时候,李辉出访欧洲,从乌克兰到德、法、欧盟总部,再到俄罗斯,没有一站是俄、乌代表同时在场的。
王新认为,今后,银行应对申贷人严格审核,建立贷款征信制度,对涉及高利转贷问题者,取消他们今后的贷款资格。放贷后,银行应该对贷款的用途走向做好跟踪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惩处。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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