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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超表示，在刑法中增设高利转贷罪时，我国的银行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当时设立这个罪名，也是从国有资产安全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发源于河北涞源的拒马河流经野三坡景区，不少村民的家离河道只有一二十米远。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后，拒马河出现1963年之后的最大洪峰，野三坡景区水路电讯全部中断，15000多名游客滞留景区。但“7·21”的洪水对刘斌影响不大，他的农家乐离拒马河约20米，房后是山坡，阳台和盖起的二层小楼总共接近10米高。那次拒马河涨了约5米，淹到他家时，水都没漫过阳台。

　　快速恢复通讯。全市采取基础修复和应急措施恢复通信，8月4日打通了最后一个失联村应急通讯。截至8月8日18时，342个村全部恢复通信。

　　“4、5、6月是最差的。”这是房产经纪人的共识。5月，楼龄为2000年后已售房源，成交降幅分别为80万元至90万元，高一点的达到了120万元。6月，情况进一步下滑，降幅最大的房源，面积不到100平，成交价比报价降了253万元。

　　顾清的女儿今年两岁，一家人户口都在丰台，居住的房屋在老人名下。今年5月，北京二手房交易不及预期，顾清看到相关报道后，认为出手时机快要到来，便从6月开始看房。由于这是夫妇俩的首套房，预算相对充足，“未来政策不明朗，但德胜的资源毕竟还是最好的，我们看房龄新的房子，贬值风险也小。”

　　前述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复盘此次洪灾后建议，在蓄滞洪区的村庄中，未来政府至少可以放置一些逃生器材。“政府可以买一些玻璃钢船等，不用太贵重，平时由各村委会维护，当一些人被洪水围困时，当地人可以把更多受困者更快地救出来。”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医药代表作为医药公司和医生之间的纽带，通过有效的推介新药品、器械，在产业链上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医代和医生并非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所以很容易从销售角度形成利益共同体，而非从产品自身优势、性价比这一初衷进行考量——这的确需要通过监督检查，进行有效的遏制。”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美菲关系经历了较大波动。马科斯上台后重新向美国靠拢，因此拜登政府希望校准美菲联盟关系，使其冲在对华竞争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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