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亨迪药业总部工作人员透露，“国家工信部下发了一份保供名单，针对名单中制剂企业的布洛芬原料药需求，我们会尽可能满足，确保这些企业不断产”。

　　上海芯超生物副总经理叶杨在“新十条”发布后，曾对媒体表示，受制于新冠疫情压力与原材料短缺压力，公司扩大产能之路被“卡”。“武汉工厂的一批工人陆续感染，日产量一直在上下波动；而且多种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或处于缺货状态，也让抗原检测产品的生产受到限制。”

　　26日凌晨2点半，余福霖等来了转运的工作人员。他给远在襄阳的母亲发去消息，自己要被隔离进方舱了。至于何时能够返回武汉，成了未知数。《世界杯不戴口罩吗》　　这在基层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在西南省份贵州，有多位乡镇医院院长反映，药品特别缺。冯化是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某乡镇的医院院长，他说，医院启用了发热门诊，从抗原检测结果来看，每日发热门诊接诊的病人中，超过一半都是新冠阳性。

　　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农村防疫，其实也与城市差不多，对于占多数的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治疗，医疗机构要做好药物准备，为乡村医生进行适当培训，避免用药误区；如果出现病情加重，要有一些通道，能够向城市中的医院转诊。

　　北京理工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2018年曾刊文介绍，青少年时期的陈信思想活跃，表现积极。15岁的他考入江都县立初中，曾与汪康龄、陆树德、王丰、徐庚、仇振远等组织了寒假“读书会”；16岁时，为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和王枚共同发起建立了“江都县初中学生救国会”，开办过“民众识字班”；1936年11月，17岁的陈信在当地“全救”组织领导下搞起了统一救亡运动，教唱抗日救亡的歌曲，讲国难当头抗日救亡的道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