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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19日消息,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姚志波被查,他于2008年任五常市市长,2011年4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他是辛敏超的前任五常市委书记。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作为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的最主要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6年专门开辟了一类更长期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其目标是“聚焦前沿、突出交叉”,主要资助对象是高水平学术带头人牵头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进行“五年+五年”的滚动支持,最初每五年提供2亿元经费,如今降为6000万元,但相应扩大了资助范围,每年支持的团队也从三四个逐步增加到十几个。
今年2月,常州市互联网信息中心“觅渡新语”撰文指出,GDP破万亿是城市能级提升的一大标志。城市能级越高,城市带给人的机会就会越多,发展空间就越大。“事实上,不论特定重大项目的审批,还是外来大项目的投资,城市能级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依据。”
基金委改革明确了四类研究的资助导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Ⅰ);聚焦前沿,独辟蹊径(Ⅱ);需求牵引,突破瓶颈(Ⅲ);共性导向,交叉融通(Ⅳ)。社论对这一分类有着精准的概括: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科学前沿问题研究、经济社会所需的研究、应对重大挑战的跨学科研究。
在“基本上没有实验、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所,庄辞观察到,科研人员收入中有近40%需要从科研项目中支出,这就导致如果不争取项目就没办法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在北京的租房压力都很大”。
“现在,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科研项目内卷局面。”主要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在张维平和周容平被宣布执行死刑的当晚,申军良、钟丁酉等一些寻亲的家属聚在一起喝了一顿庆功酒。这个时间,郭刚堂也正在赶往广州的火车上。
前前后后找了一圈,工作还是没着落。申军良干起了代驾,后来转为网约车,整日奔波在济南的街头巷尾。晓莉则做起了直播,但收入也没有多少——她不会化妆,也不懂那些网红产品,带的货都是便宜、实惠的老牌零食、衣服等,佣金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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