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勇表示，国内某些中药材信息咨询公司的功能开始变质，从刚开始从事价格发布、交易撮合、提供仓储、买方采购、代卖方销售转变为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中药材炒作，甚至于引进资本对中药材市场进行操控，推动药材涨价。

　　以快递小哥为例，平台通过网络和大数据，可以清楚地掌握每一位骑手的工作量和收入。按照当前政策，快递小哥很难有兴趣参加第三支柱并投入真金白银，但是，如果平台企业甚至当地政府可以在快递小哥投入的基础上予以配套，则对他们积极积累有很大推动力。简单设想一下，如骑手每天投入10元，平台配套5元（骑手在多平台注册，可以按照接单量而分别承担），当地政府同时配套5元，则一个月就有可能在其第三支柱个人账户中存入500元。每年6000元，存20年，按照年化收益率4%计算，退休时个人养老金账户将有约18万元，其中30%是投资收益。再加上城居保的待遇，第二代农民工可以有比第一代农民工好得多的养老金待遇。由于个人养老金账户是唯一的、可携带，不受就业地限制，参与者还可以随时、清晰地看到积累和收益情况，所以，如果有平台和当地政府的配套补助，对平台就业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平台经济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地方政府也有能力给与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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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郭祁琦的经验里，要获得最新的产业信息，争取更多的资源，必须要与当地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一旦政府出现变化，企业前景就会遭遇不确定性。在他看来，这就是在农村创业的复杂之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