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报》评论认为,世界各地的企业代表团正纷纷涌入中国,与其在华员工、商业伙伴以及政府官员会面。澳大利亚的工商业代表团有望成为这其中的亮点之一。
这件事让王印明白,培养孩子不见得只在理论课上下功夫,教育也不仅仅是老师在讲台上灌输,还应该跳出来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品质和能力,激发他们的探索欲,为未来埋下一颗种子。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5%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评审需要区分所属的科学类别。记者查阅201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于受理情况》年度报告后发现,四年间,申请项目中,选择第二、第三类项目占比不断上升,一、四类项目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全部提交的294300多项项目申请中,选择第三类“需求牵引”的项目最多,占申请总量的45.14%,第二类“聚焦前沿”项目比例是44.57%。与之相对,第一类“鼓励探索”项目仅有5.05%的人申请,但回到2019年,这一数字还是17.98%。《KOK登录入口_首页官网》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现在是中企投资澳大利亚的好机会吗?23日,澳大利亚亚司特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盛冕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要根据某一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据盛冕观察,目前中企投资澳大利亚主要集中在医疗、新能源和基建领域。据悉,亚司特全球董事会独立董事也于近日到访中国,拜访当地重要合作伙伴。该所主要在跨境交易中为客户提供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服务。盛冕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后疫情时代,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非常关键。”他认为,前几年由于疫情,一些企业对海外投资的信心下降。如果中澳两国政府着力推动双方的合作关系,帮助市场重建信心,那么两国间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达成。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