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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江山市监委委员毛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职人员获取信贷资金的优势，让少部分人动起了歪脑筋，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7·31”政策，出自2020年4月30日，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西城区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的核心是，“2020年7月31日后在西城购房的家庭将全部多校划片在学区或相邻学区”，政策向市场明确了破除学区房狂热的决心。

　　实际上，为网红导游背书的旅行社也略有不同。一种是传统旅行社，自身积极拓展线上业务，打造导游IP、旅行社IP，通过线上与线下发展相结合的方式，拓宽自己的业务范围；另一种则是专注于线上的旅行社。前段时间在抖音上走红的@新疆小伙祁秦，就是第二种模式下的文旅账号。这背后不仅仅是导游个人的线上化，更是旅行社发展模式的转变。

　　《中国新闻周刊》从相关通报看，涉及此类问题的公职人员覆盖面非常广，既有党委、政府官员，也有银行高层、国企高管等；既有省公安厅副厅长，也有基层干部。他们不仅因此丢了公职，还锒铛入狱。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今年4月，菲律宾两艘海警船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仁爱礁海域，蓄意采取挑衅举动。中国海警船依法及时采取措施，规避菲方船只危险接近，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2012年“7·21”特大暴雨发生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涞源成为洪灾的重灾区，涞水县野三坡景区遭受自1986年开放以来最致命的重创。据2012年媒体报道，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野三坡景区上游的拒马河干流无水库等拦蓄工程，导致洪水迅猛，河道难以消化如此大的降水，但水库修建须由国家统一规划，种种原因致使当地修建水库搁浅。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公众对公职人员触犯刑法，了解最多的是受贿罪、贪污罪等，对高利转贷罪认知非常有限，这也让一些人即便知道身边有人存在这种行为，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有受访者表示，他身边的公职人员认为高利转贷行为挺正常，甚至这属于会理财的聪明人。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2015年，柳州市纪委对其进行约谈。接受约谈时，他主动交代了高利转贷的事实，但他认为“这种行为只是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背上一个处分就可以了，不需退缴违纪违法所得”。当组织部门要求其上缴违纪违法所得时，他以没钱为由拒绝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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