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般转移支付的第一要务，当下聚焦于满足‘三保’（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需要。”乔宝云告诉记者，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分配并非“随心所欲”，虽然尚未立法，但是按照公式计算得出的转移支付系数进行分配，主要考虑了地方公共服务必要支出、收入等因素。

　　在祁凡骅看来，伴随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干部正逢其时，有望通过他们积极引进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人才管理模式，创新运用治理工具和技术手段，为本地区、本部门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动力。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转移支付的存在，由财政体制所决定，分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集中于中央，转移支付成为中央支持地方财力最重要的杠杆。《球探体育v3.8》　　资源型省份陕西去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约34%，而在去年同期高基数以及今年煤炭等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下，今年一季度陕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22.45亿元，下降4.46%。

　　“财政自给率也并非衡量财政健康程度的唯一指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便是财政质量，即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如果罚款等非税收入占比较高，也很难说明是‘财政健康’。”他认为，鉴于地方财政自给率同时受到财政制度设计与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财政质量可能是衡量财政健康程度更重要的指标。

　　如2022年财政收入下降2.1%的上海虽然拥有基数较低的优势，但仍然认为，经历疫情冲击后，企业经营持续承压、保链稳链持续承压、稳岗就业持续承压，财政增收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稳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