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更要命的是,由于日本的新干线列车不能行驶于欧洲标准的铁轨上,日本方面为台湾定制了特殊列车,并且把该型号列车的行车控制和号志系统注册为专利,紧紧攥在手中,为之后猛薅羊毛奠定了基础。
因为以肉为主,当主食吃得多,所以吃一顿锦州烧烤并不便宜。在锦州有一句话叫“吃烧烤比吃中餐贵”。人均七八十是常态,吃好点得一百多,放在北京,这个价位也在餐饮领域中等偏上的位置。《德国和巴西7比1》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该所长称,在一个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的体制下,研究所像一个大卖场,课题组只是借这个平台挂靠一下,然后从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所里交“租金”。庄辞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科学家变成了雇佣军。”
另一面,寻亲路上这些年,家长们互帮互助,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朋友,甚至更熟的关系——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他们互称“兄弟姐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