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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起炉灶或完全照搬国外医科院模式，都不可取。”熊思东认为，医科院的建设涉及人才结构、本土医疗资源、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各地差异度很大，要充分了解当地医疗需求，因地制宜建设医科院。“有些医疗基础比较弱的地方购买动辄上亿元一台的天价医疗设备，结果发现连基本运行仪器的技术人员都没有。这些医疗设备变成摆在橱窗里的展示品，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他说。

　　NIH由27个不同生物医学学科的独立研究所和中心组成。2018年2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NIH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帮助开发了所有210种FDA批准的药物的药物或药物靶点。NIH在2018年的373亿美元预算中，约有81%用于院外项目，资助遍布世界各地的3000所大学、医学院和研究机构。

　　“我们需要清楚，如果不接种疫苗，新冠可能给有基础病的高龄老年人带来死亡，这也是督促老年人应接尽接的一种方式。”该专家说。多位专家指出，新冠疫情暴发三年以后，人们必须要学会科学、理性认知新冠死亡。

　　但一位不愿具名的流行病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从短期来看，方舱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当疫情大暴发时期，每天新增上万、甚至十来万病例时，方舱可能仍会面临不够用的困局。

　　孙春兰充分肯定专家在防控中的重要贡献，希望专家们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发扬科学精神，围绕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献计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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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上海卫计委科技教育处处长张勘2015年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上海医科院建设的阻力和难点。在他看来，建立上海医科院会涉及机构撤并、管理层级扁平化设计、调整不合理或落后的知识结构、更新管理观念等挑战。

　　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如何把这部分重症病人提前筛选出来，尤其在他们还没有出现重症时。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预测高风险人群的问题，目前一般的做法是筛选出那些重症风险显而易见的新冠感染者，比如生命垂危的患者，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晚期癌症、肾病、心脏病、免疫缺陷等疾病的患者。他建议，下一步可以参考重症和死亡风险预测模型，建立更加准确的预测方法，作为分流的指导。如果能让民众理解和使用有关方法，那就更好了，多数人就可以自行判断了。

　　一位长期监测新冠疫情趋势的数据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当大规模疫情到来，有足够的ICU容量是一个基本的需求，“我们曾经做过测算，一个城市ICU冗余度至少要保持在40%左右，才能基本应对奥密克戎快速传播带来的重症风险，而且，这些ICU床位还不仅是为了收治新冠患者，还包括其他普通医疗行为。”他指出，以中国目前的水平，ICU在床位中的占比达10%是一个相对较高目标，而且全国医疗资源分配非常不均衡，大多数地方这一比例不足5%。

　　孙正运表示，应将创新摆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聚焦氢能制备、储存、输运、应用全链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装备自主可控能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入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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