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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佳商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的核心区域，共分为三层，一层是超市，二层是数码文具，三层是教培项目，虽然整体建筑规模不大，但历史悠久，位置较好，曾是当地有名的商业地标。

　　3月以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所公布的消息，已有数位国企官员被查，包括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在内的国有大行8人，以及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玮，中核集团核工业二〇八大队原党委书记、副大队长郭志平，航空工业原总经济师姚江涛，中国船舶集团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陈福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炼油化工和新材料分公司高级副总经理陈俊豪等人。

　　不过，东南亚市场也被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购买力上有缺陷。何志勇说，东南亚市场未来增量大，但短期内难以作为孵化品牌的市场，不少品类已被欧美品牌占领，要突破存在难度。

　　叶志斌感叹，这一切都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那时跨境电商门槛低，随便做个网站，B端和C端都有大量订单。在选B还是选C的分岔口上，叶志斌因为自身的条件限制，希望更快、更容易地赚钱，因此抛弃了零售路线。然而现在，再想转向跨境零售，“已经不能有任何短板了。”叶志斌说。

　　“如果国有企业利用其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谋求优先竞争地位，那么其就极有可能通过市场垄断、价格差、政府补贴等方法确保自身的高利润水平。这可以理解为垄断领域的政策资源。而这种资源容易导致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上文指出。

　　邮储银行副行长张学文在业绩发布会上介绍，该行将把压降付息成本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压降付息成本的突破口主要体现在三项措施：一是通过加强财富管理体系建设，优化AUM结构；二是继续压降两年期、三年期的存款，更多引导向财富管理；三是通过不断优化利率授权，推动差异化定价。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此轮国企反腐是腐败治理深化的内在要求，“从中观层面来看，国企近年发生了多起重、特大腐败案件，暴露出腐败预防机制和控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提升和完善”。

　　浙江省纪委监委也曾发文指出，国企直接和“钱”打交道，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是国企最鲜明的特点。这也意味着，国企领导人员更经常、更直接地受到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哪里资金多，哪里的路就滑”。

　　从自然增长率指标看，人口自然增长为正的省份多数分布在更重视传统生育文化的南方和西部省份，显示经济水平并非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人口专家指出，这对“越发达，越少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也提醒决策者在制定支持生育政策时，除了考虑生养子女的经济负担，也不能忽视生育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也是能源腐败的一大特点。中国华电集团原总经理云公民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6866亿余元，位居能源贪污金额之首，是能源领域的巨贪。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于铁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正处级）魏鹏远的涉案金额也均超过3亿元。

　　本报记者 亚愽官方 【编辑:亚愽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