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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线下旅行社，线上旅行社最显著的不同在于他们获客方式的差异。于靖平表示，传统旅行社的获客渠道基本是在当地，且在旅游目的地会有地接社专门负责在当地的旅游线路。“两个旅行社之间沟通其实并不顺畅，一个是甲方另一个是乙方，其承接力包括各种问题就非常复杂，因为旅游本身就是一个重交付的项目。而我们的模式是从网络上获客，在各地有自己的直营的地接，没有与其他任何旅行社有合作。这样能保证产品交付效果好。而且客源可以重复利用，游客报完新疆的团之后，他可能会参加我们其他的旅行团，这是我们的思路。”

　　据大同政务官方公众号消息，8月1日下午，大同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强赴京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举行工作会谈，就推动项目建设、拓展合作领域进行对接交流。副市长翟永清，万达集团首席副总裁刘海波，万达文化集团副总裁兼体育集团副总裁、中国公司总裁高益民，万达集团首席总裁助理兼发展中心总经理柏雪峰等参加会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甚至监守自盗，自己亲自出手做起了高利转贷的生意。曾任云南省富滇银行副行长的孔彩梅，被通报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却不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她了解到多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放高利贷的念头。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作钱庄庄主”。经查，孔彩梅涉嫌贪污、受贿、高利转贷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2014年1月，王鹏翔拿妻子叶某某名下的一处房产作抵押，伪造装修合同，向某银行机构申请装修消费贷款200万元。2014年11月，这笔贷款到达王鹏翔指定的虚假装修承包人的账户，再通过其公司员工徐某某将这笔钱转到王鹏翔岳母账户。放款当天，王鹏翔将账户上的钱立即转贷给三名利益关系人，赚取利息差。经查，王鹏翔转贷收取的利息收入高达150.48万元，支付银行贷款利息32.02万元，违法牟利近120万元。

　　2021年7月起，海河流域遭遇持续强降雨，漳卫河发生历史罕见夏秋连汛。2022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处处长袁军等人在论文《完善海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思考——漳卫河“21·7”洪水防御启示》中提到，海河流域骨干堤防达标率仅为65%，河道治理地区差异较大，泄流能力上下游不协调。部分控制性水库带病运行， 洪水调蓄能力不足。此外，河道管理薄弱，因多年未行洪，河道及滩地碍洪设施影响行洪。“21·7”洪水期间，卫河、共渠、卫运河等骨干行洪河道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阻水现象，增加了上游河道的防洪压力。

　　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是江河防洪工程体系的组成部分。当洪水来袭，先利用河道与堤防泄洪，运用水库拦蓄洪水，当洪水超过一定标准，再适时启用蓄滞洪区。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多个案例显示，在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案件中，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这条链条以公职人员为中心，向下为真实使用这笔贷款的企业或个人，向上为放贷的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中间还有代理人。

　　快速抢通道路。全市投入3400余人、2400台（套）机械设备，经过两天艰苦奋战，8月4日108、109国道全线抢通。8月7日，256个断路村全部具备应急通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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