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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菲律宾派出两艘执行补给任务的补给船和海警船前往仁爱礁，中国海警船进行了理性克制的执法劝阻。随后，菲方召见我驻菲大使，并抗议中国海警使用水炮，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南海仲裁案”结果。

　　2004年，河北水利厅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提到，在严重缺水的华北地区，拒马河是常年有水的河流。北京曾想在房山区张坊镇修建水库，但河北不同意，核心在于水权的分配和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彼时，房山区有一则引水工程招标公告，拟将流经北京境内的拒马河水拦蓄后，引入燕山石化，作为工业用水，遭到河北反对，认为这将造成下游断流。

　　他表示，在这类案件中，如果金融机构发现贷款合同中写的用途是虚假的，仍然继续放贷，数额在20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就涉嫌犯违法发放贷款罪。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估损失2亿多元码洋，库房规模近8000平方米，图书存量360多万册，几乎全军覆没。该企业已成立应急小组，紧急加印部分动销产品，另外打算筹措1000多万元资金投入生产，重新找库房，给顾客发货。

　　无论国内外，韧性城市被认为是应对极端天气风险的必然选择。为应对极端天气，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地都将韧性城市建设列入政府工作报告或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此外，韧性城市建设也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9日中午，事发地附近一商户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出事的鱼鳞坝平日水位不高，前来游玩拍照打卡的人较多。9日上午突然河道涨水，有游客被冲走，现在河边已无法靠近，有民警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搜救。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这个过程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在这些合规的、频繁的工作交集中，医生与药企医代表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紧密，关系越来越‘铁’。”该负责人表示，两者关系的拉进，为进一步的利益绑定提供了基础。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管理上，不同部门间的联动不足；二是目前的应急预案还不够细化，尤其是交通部门没有考虑在紧急撤离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关卡，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等现实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委员杨赛霓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她同时强调，面对极端天气致灾的复杂性，任何预案都不可能覆盖一个极端事件中的所有可能场景。在应急处置中，另一个原则也同样重要：给予现场决策一些冗余度，建立容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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