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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据印尼媒体报道，印尼政府因应台海紧张情势升温，已经拟定“撤侨”计划，可能撤离在台湾的35万名印尼公民。有岛内舆论指出，印尼是台湾外籍劳工主要来源地区之一，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蔡英文执政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被誉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是尖刀中的刀锋，毫无疑问在对台登陆作战中，“蛟龙突击队”将是首批作战力量，宣传片中也表明队员正在执行敌后渗透任务。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表示出积极修复双边经贸关系的意愿，现在这一意愿正在进入落实阶段。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再到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密不可分。

　　黄奇帆进一步表示，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能够大幅摊薄成本，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引力场”效应。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需求端在不断更新升级，吸引“供给”；供给端也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三是“大海效应”。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201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其中一部分就源于沙区绿化。这种背景下，该怎么理解近年来沙尘暴天气的“故态复萌”？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一把手”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权力集中、责任重大。当前，个别“一把手”独断专行，开会搞“一言堂”，决策搞“家长制”，什么事都个人说了算，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新评估报告提及中国九次，虽然最终的公开版本没有将中国列为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军事威胁，但报告仍多次拿中国的军费开支说事，炒作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澳大利亚防御改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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