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中方参会，进一步强调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其实有利于放大国际社会公平、公正的声音，也有利于乌克兰进一步认清国际社会大多数方面的认识。《世界杯决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但同期，北京全市小学招生人数比上年小幅增加。尽管小学招生人数相对稳定，但出生人口减少大趋势下，幼儿园招生难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并会逐渐扩大和蔓延。传导到几年后，入学人数下降，也是大概率事件。

　　7月，“幼升小”调剂出区结果揭晓，价格下调，客户观望两到三个月，10月开始出手，要赶在次年5月信息采集以前迁完户口。较高的交易量最晚持续到次年3月，这时一套房的总价要比前一年的低点涨50万到80万。“7·31”执行的第三年，市场波动已有较为稳定的规律。“学区房毕竟是学区房”。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