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至1944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学者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等人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作，并发掘了窟前和周边的部分建筑遗址。七年时间里，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包括照片、拓片和手绘的实测图。1945年后，长野等人对云冈石窟的调查终止，开始着手整理资料和编写报告。1951年到1956年，他们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云冈石窟最为全面系统的调查报告。

　　谈起这么多年的WCBA之旅，杨力维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其实每一届总决赛她都会有新的感悟，就如她在今年惜败后写下的一句话，“每一次都有新的感悟，历练总结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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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武汉纺织大学官网的学科建设栏目中包括双一流建设、博士点建设、硕士点建设、专业建设（一流专业），并无专科相关内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