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孔玲回忆起自己的父亲，“爸爸虽然在生活上欠我们子女的太多太多，但在思想上、政治上要求却十分严格。考上西南政法学院离开爸爸来重庆前，我本来以为爸爸会给我一两千块钱，但他只给了500块，说这点钱，买个录音机，剩下的省着点花。还跟我‘约法三章’：不许谈恋爱，不许跳舞，不许吃喝玩乐。我把进学生党校学习的事告诉爸爸，他对我说：‘玲儿啊，从此你就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

　　骆玉明的导师是王运熙先生，毕业留校后，又作为青年教师派去跟朱东润先生读书。每次骆玉明去图书馆看书，场面都很壮观——他得将数种书在桌上摊开，铺满一桌，彼此对照着看。别人看书都坐着，他看书不但要站着，还得来回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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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中华伏羲协会理事长张馥堂曾多次赴甘肃天水交流。他认为，守护伏羲信仰是所有中华儿女的责任，期盼伏羲文化能在两岸发扬光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