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在“基本上没有实验、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所,庄辞观察到,科研人员收入中有近40%需要从科研项目中支出,这就导致如果不争取项目就没办法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在北京的租房压力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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