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李随军接受审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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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亡的推测。作为彼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种乞求行为背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临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赵殿增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社会财富贡献神灵，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故而，葛维汉的发现虽浅尝即止，却如开山辟路般打开了通往西南故邦的一条隧道，初步证实了古蜀王国不但真实存在于九州大地，还具备了相当可观的文明程度，更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若干相似相同相通的联系。在此之后，郭沫若、徐中舒、卫聚贤、郑德坤等一批中国学者也纷纷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川西坝子上这片埋藏着无限可能的神秘腹地，顾颉刚更是前瞻性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不仅彻底否定了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也事实性地开启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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