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后来,很多锦州朋友告诉我,锦州政府领导已经到淄博学习去了。我问李哥,想不想让锦州烧烤也成为淄博烧烤一样的“网红”。李哥反问,“万一哪天不红了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伯恩斯这番表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政府清楚认识到增强中美经贸及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对美国的重要性。然而,受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这样的表态对提升双边交往水平依然不利。高凌云说,美国“政出多门”的现象和美国官员言行不一的表现,往往给打交道的另一方制造出许多麻烦,有时甚至故意引发新的矛盾,让本可以缓解的僵局进一步恶化。《德国日本预测》 在今年1月28日举行的“新春第一会”上,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表示,今年常州将满怀豪情迈进GDP万亿之城;烟台市政府工作报告此前也明确,2023年要“争取突破万亿元大关”。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在庄辞看来,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定位要足够高,可以依托具有良好基础的研究院所或高校去建设,政府给予足够丰裕的稳定支持经费,一种理想的运行模式是参照日本“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WPI)”计划。/p>